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就已经从此角度说明中国哲学的正当性。

④《王畿集》卷十五，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32页。(《王阳明全集》，第28页)此亦可说，仁者既然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那就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乃是共同在此，换言之，生命的解脱绝非个体所能完成，而应是全体生命的共同解脱。

在回答学人神仙有无时，阳明自谓好神仙之说三十余载，非但未能体证长生之道，反而有诸多衰颓迹象，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关于何为死生之道，阳明与弟子如下讨论： 萧惠问死生之道。更为重要的是，阳明以体证万物一体之仁为鹄的，将个体的生死超越与众生的身心安顿乃至家国命运相联，主张以刚健有为的精神，克服个体生命的短暂与局限，共同迈入大化流行之境。毋庸讳言，阳明虽然归宗于儒学，但出入佛道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悟道的助缘，所谓二氏之用，皆我之用(《王阳明全集》，第1558页)。大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即是神感神应之大我，为永恒之存在，故无生死之问题。

良知妙用之时，人心一点灵明发动于窍，天地万物皆显现在前，而为耳所闻目所睹，此即世界的显现。在应物起念处，意识被视作小我之心，万物被视作心外之物，遂有能所与主客的对立。(2)23列宁的上述对于概念范畴思想的重视就直接源于黑格尔。

61(1)杨国荣:《再思中国哲学》，《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1979年会议反对日丹诺夫观点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列宁的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如针对当代人生困境，新仁学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情理兼具的人生信仰，以养德为主，兼养情欲、才智和勇力，从而使人摆脱人生困境，发展文明人性;针对当代市场经济，新仁学能够为建设新型企业文化、努力实现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发挥积极作用;针对当代公民道德，新仁学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能够为新道德的建设提供主要资源;等等。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2)43。

在文化继承问题上，阶级性并不是唯一的甚至有时也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这样就会产生中国哲学是否成立的问题。

与诞生之初中国哲学是否成立的问题不同，20世纪末以来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在面对西方哲学时存在的某种尴尬性，另一方面则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产生不满，开始对中国哲学研究本身进行深入反思。而2001年出版的《从现象学到孔夫子》一书则运用现象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构成思想、天时观及《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等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孔子的思想也是如此。在古代社会，经学是国家的意识形态，背后有着封建皇权制度的保障。

1916年，谢无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谢氏虽然认为哲学一词源于西方，但认为西方所说的哲学大致不出我国的六艺九流范围。5(2)参见张志强《时代·传统·中国哲学---时代课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三十年来的演进逻辑》，《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3期。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存在的，还是通过西方哲学的方式解读中国历史上非哲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作者最后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仅仅依靠西方现代性价值(如自由、民主、法律等)去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开放各种探求，包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挥仁的原理、关联性、交互性伦理，发挥道德和礼教意识，使当今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世界得以改善(2)69。

(2)74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同样适合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15(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1册，自序第2页。

在蔡元培看来，编写中国哲学史必须兼备汉学和西学两方面的才能，《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胡适二者兼备。但比较而言，中国哲学更多地关注人道这一层面，往往由人道而把握天道，即使考察天道，也每每为了给人道提供某种形上的根据。

该书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哲学范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中间环节和演变规律，阐述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特点，勾勒了天道、人道的范畴体系。该书实际根据1979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讲义整理而成。有此意味，就不应把西方哲学当作‘唯一的哲学范型。注释 1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237页。如张立文说:中国哲学决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地‘自己讲。3(2)分别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齐鲁学刊》1980年第6期。

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1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自序第1-2页。

因此，只能按照在中国发现的哲学来写中国哲学史，即按照普遍哲学的方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因此，冯友兰特别指出唯心主义也有合理的内核，它的合理的部分，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

这样看来，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既要看到其普遍性(哲学)，又要看到其特殊性(中国)。冯契认为，中国哲学史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圆圈:第一个圆圈开始于原始的阴阳说，经过先秦时期的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的争论，最后由荀子做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到了起点;第二个圆圈则是秦汉以后哲学上关于有无理气形神心物等问题的争论，由王夫之做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达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在此情况下，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重新定位和自我辩护的需要。16(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1册，第6-7页。他说:当此传统断裂、德性缺失、物欲泛滥、人心混乱之际，自己不揣浅陋，本着‘至诚无息‘和而不流的精神……上承孔学之源，探讨仁学，创新仁学，赋予它当代理论形态，针对重大现实问题，发出仁和的呼声，应当于世有所裨益。虽然他们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但毕竟不能超出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思考的框架。

(2)59在他看来，中国、希腊和印度的哲学虽然都是围绕着对天人问题的研究而展开的，但处理天人关系问题的不同导致它们选择了不同的逻辑理路。虽然在制度上中国哲学的身份已经确定，但在学科上，中国哲学并没有被真正建立起来。

在他看来，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但这些方式都是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其都着眼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在他看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时代的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只有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中国过去认识史的发展，特别是哲学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但决不能将二者断然对立起来，用以提高我们理论思维的能力。

72(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8页。与冯友兰不同，冯契的中国哲学史依据的主要是列宁所说哲学上的‘圆圈理论。大致来看，当时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另一种是西方哲学大量翻译与传入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36(1)黄遵宪:《日本国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45册，第332页。

(4)11因此，这次会议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反思日丹诺夫的观点，即哲学史绝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有着锻炼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作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就打算写一本专门论述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书。

同时列宁也指出，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不会陈腐。郭齐勇也提出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不以西方范型为框架的中国人文的方法论，破除将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式化(3)63。

此后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研究便开始流行起来，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葛荣晋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和蒙培元的《理学范畴系统》。59(2)余敦康:《宗教·哲学·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